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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胸怀

苦而不言,喜而不语

 
 
 

日志

 
 

既生左,何生曾——曾国藩与左宗棠一生恩怨考  

2014-11-20 17:39:31|  分类: 自我更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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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幕友或者说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倾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以上引文俱见《左宗棠全集·年谱》)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左文襄公全集·书牍》)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官场是最现实、最势利的,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其实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在见面以前,曾国藩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当然也是如雷贯耳。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说过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逃避责任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甚至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左宗棠十五岁就中了秀才,而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在曾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十分生动: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文章重复朗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没有背下来。一个小偷本希望等他睡觉之后进屋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背完。小偷大怒,跳出来说:“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之气。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恺南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的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李鸿章的这个判断是首肯的,屡称自己“驽缓多病,百无一成”。
  因此,曾国藩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左宗棠是多血质,为人狂傲、处事明快而短于人情。而曾国藩为人蕴藉,长于人情而短于机变。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拿出什么高明的见解。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反差极大,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曾、左二人的首次合作是十分顺利的。
  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曾国藩俯察天下大势,判定清王朝正规军队已经彻底腐败,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赤地立新,编练一支全新的武装。所以到长沙不久,他就上了一道后来被认为是湘军成立之标志的奏折:“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
  而人们很少注意到,就在曾国藩上这道著名的折子前三天,湖南巡抚张亮基也上过一道内容相似的折子,提出“委明干官绅,选募……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张《张大司马奏稿》卷一,《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
  我们知道,所谓张亮基的折子,其实就是左宗棠的折子。这道折子证明,创立湘军的想法,其发明权不能由曾国藩独占,起码是曾、左二人共享的。
  除此之外,二人还在另一个问题上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加强湖南防卫,应该从扫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入手。这样,如果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才不会得到本省土匪的呼应。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曾、左计议已定,具体事务由曾国藩来操作,而左宗棠则在调人用兵和办公经费多方协助。曾国藩初涉军事领域,两眼漆黑,幸亏左宗棠向他推荐了满族军官塔齐布作为帮手。塔氏为人忠勇,做事负责,后来成为湘军名将,对曾国藩帮助极大。对于这些曾国藩十分感激。这段时间,曾、左往来信函极多,曾国藩探讨军务的信件干脆不再寄给巡抚张亮基,而是直接写给左宗棠,对左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尊兄”变成了亲切的“仁弟”,显示出两人关系的日益亲密。
  不过,这种良好关系建立在一种有点特别的交往形态上。按理,曾国藩科名既早,年龄又长,又是二品大员之身,当然应该是曾国藩发号施令,小小布衣举人左宗棠只有毕恭毕敬、小心建言的份儿。然而事实却是掉了个个儿。左宗棠在曾国藩面前毫不客气,对曾国藩动辄指手画脚,指示训诫,毫不客气。
  左宗棠的高己卑人、当仁不让之态在信中一览无余。这种做派在传统官场绝无仅有。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左宗棠是典型的多血质人格,办事凌厉快捷,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这种人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再度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在长沙数月,他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两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之人,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信写得异常客气:
  那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曾国藩满心以为,以他如此诚挚的邀请,左宗棠肯定会给他这个面子。没想到左宗棠根本不感冒,他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左宗棠全集·书牍》)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和大部分人一样,不看好他,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颇觉伤心。不过相比后来左宗棠加给曾国藩的种种难堪和伤害,这次回绝实在算不上什么。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然而他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这就不仅仅是他“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确实,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清史稿)。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来也不刺耳。
  虽然如此自负,左宗棠却有一个痛点触不得,那就是科举。他十五岁成为秀才,二十岁中举,本以为接下来取进士,点翰林,出将入相,如探囊取物。不想举人却成为他一生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一直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一个人中没中进士,点没点翰林,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是大不一样的。没有一个进士招牌,即使你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场,也终生被人鄙夷。何况自傲如左宗棠根本不会去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因此进士不第,实际上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当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至少十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无二,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战争之中,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在此之前,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来看曾国藩,是情。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准备着要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其光芒足以掩过此次失败。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际。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全集,书牍卷二,《与王璞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头盖脸地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今昔对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其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两人一生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峻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曾国藩)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翼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刻薄入骨地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曾国藩)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续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王珍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重修旧好。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的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按理说,虽然在江西阶段曾国藩处处不顺,但在此之前他只手创建湘军,挽狂澜于既倒,其过人的眼光通过湘军之崛起已经显露无遗了。即使戴着科举情节这个有色眼镜,左宗棠也应该能看到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为什么他还这样瞧不起曾国藩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逸出一笔,谈谈曾国藩的军事才华。从军事指挥艺术来看,左宗棠对曾国藩才略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凡事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孙子兵法》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只善于用呆兵、死兵,不善用活兵、奇兵。他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办事风格极为明快,总是能找到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一生对曾国藩过多苛评,从用兵、筹饷到用人,无不鄙夷。纵观曾国藩一生,筹饷用人二端,实无可以指责之处,唯用兵一节,确实常见庸常之笔。从这个角度来讲,左宗棠后来说“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


  截至咸丰七年以前,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和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处于孤悬客处之地位,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致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说:“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按理说,在曾氏如此困难之际,作为朋友,左宗棠对曾应该加以理解安慰才对。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
  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引经据典,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多么郁闷。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应该说,左宗棠的骂人功夫确实登峰造极,史上一流。其特点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曾国藩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凭“以诚为本”的理学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诚”自许吗?那么我就用事实来证明你其实为人不诚不忠。左宗棠下意识里对曾国藩压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终于找到机会进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暴发。
  左宗棠这一骂,正发生在曾国藩情绪处于最低谷的时期。曾国藩要挟皇帝,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结果,反被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兵权,让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国藩弄巧成拙,成为天下官场的笑柄。曾氏陷入了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左宗棠的诋毁,就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道德是曾国藩最看重的资本,往这项资本上泼污水,是他无法忍受的。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正因如此,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这封信根本不予回复,从此与左音书断绝。左宗棠没接到回信,一时居然还很不高兴,在四月二十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此公才短气矜,终非平贼之人。仁先、霞仙知其为君子,而不以君子待之,殊可叹。此辈宜置之高阁,待贼平再议耳。” 
  但四处骂完了曾国藩,痛快完了嘴之后,中夜抚心自思,左宗棠也感觉自己做得有些过分。听说曾国藩对他“见怪”之后,在给王鑫的信中,他难得地做了一点自我批评:虽然我说的都是正确的道理,不过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但是曾国藩不给他回信,心高气傲的他当然也不可能主动再去联络。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中国这片土地的魅力在于,虽然它整体上如此没有个性,却经常会在你意想不到之处跳出一两个光芒四射的异人。左宗棠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也许不仅是他出众的军事才能,而更在于他那出人意料的个性。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这通嬉笑怒骂,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他平生为人,从来都是不平则鸣,从不藏着掖着,虚与委蛇。与人交往,从来都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从不会迂回含蓄。他一生以刚直自矜,说话做事,不过多考虑后果,不太考虑别人的反应。他不光这样痛骂过曾国藩,以后也同样这样痛骂过好友郭嵩焘等人。
  这种性格当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说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说,他经常当面批评别人,一点也不客气,人多因此怨恨他。对于这一点,左宗棠自己当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说,“兄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也就是说,他决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别人的一切毁誉,他皆置之度外。
  左宗棠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领军之后,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自我评价:
  曾国藩等人认为他的优点是勤劳多谋,才华出众。左宗棠认为这是皮相之见。他认为相处更久相知更深的郭嵩焘、胡林翼等人,其实也不真正了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点和长处是“忠介”。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左宗棠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做到了。他坚信,自己的刚直忠介,既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诸于朋友同事之中而不违。他的风格一开始可能很难为人所接受,但时间长了,大家必然会理解他原谅他,而当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风格之后,那些复杂的事就变简单了,没有了那么多虚伪做作的环节,交往效率和办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这就是他的“以直胜曲”论,与曾国藩的“以拙胜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为人灵活,善于交往,长于运用权术,他却说:“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
  这种性格无疑有着极富魅力的一面,特别是在晚清的官场,左宗棠确实刮起了一股难得的清劲之风,一扫百余年颓风秽气。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需要上天偶尔写下的这样神来一笔。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前进一步,就立刻成为缺点。左宗棠的优点在于他的清澈单纯,而缺点也在于他的清澈单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自我中心”、“高己卑人”、“嫉贤妒能”的强大本能。左宗棠为人,善于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国藩比起来,他的自省功夫无疑相差太远,对于心中的“忮求之意”,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内心深处的丑陋之处直接呈现出来。他一生的两大爱好,好听过头恭维和爱酷评他人,都根源于此。他一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任何一句恭维,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挑别人毛病的机会。特别是一遇到那些才力与自己相当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击倾向,开口即骂,专揭其短,无所不至。这在他后来与李鸿章、郭嵩焘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大公角度看,曾国藩抽身退步,确实有损清军战斗力。对曾国藩委军归家之举,刻刻以天下为念的左宗棠确实极为不满。左宗棠在给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介绍自己写这封信的动机:“昨接涤公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
  从这个角度说,他有此一骂,也理所必然。但是知人论世,不止有大公这一个角度。左宗棠和曾国藩毕竟是朋友。左宗棠痛骂曾国藩,于公固然无可挑剔,于私却未免太不近人情。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对曾国藩的指责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时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确实,左宗棠处理人际关系,缺少了对朋友必需的一份温情和理解。


  相比左宗棠,曾国藩为人就全面得多。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是青涩的。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也有着高己卑人、骄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克去曾国藩身上的这个缺点。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青年曾国藩的脾气之大当时毫不亚于左宗棠。因为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那时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遇事只认理不认情,“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怀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内方外圆”的“圣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砥砺,但是从北京刚刚来到地方官场,曾国藩的棱角仍然显得过于分明,处事仍然过于方刚和理想主义,对地方官场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浊一时难以适应。在江西数年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场体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处事方式的原因。
  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呆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关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实也理所当然。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办事节拍一致。他们都是炮桶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他们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更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同时曾国荃在资历功业上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
  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在曾国藩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这一举动。毕竟在他心中,汹汹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与弟弟信中写道:“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四月初九日,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曾国藩既然伸出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挚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聪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尽宠爱,凡事都是别人包容他,让着他。在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自觉地居于此种心态。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个宽厚忍让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嚣张。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致写出这样少见激动热情的文字。
  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
  虽然曾经讥讽曾氏再出,“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实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国藩这样“勇于任事”之人对于中兴大业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曾国藩闻名即起,经过一年多的守墓“读礼”,曾国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术愈柔,其道愈广。在人际交往上,也更加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日记),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十一
  曾国藩重新出山,再履重任,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就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南亭笔记》这样记载: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
  说的是骆秉章把一切交给左宗棠,自己每日只是饮酒作乐。左宗棠当面嘲笑骆秉章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木偶,我怎么牵,你怎么动。听到如此露骨的嘲讽,骆秉章也只有干笑而已。这则轶事从情理上来讲绝无可能,因为左宗棠再骄横,也不至于无理至此。不过,作为描摹骆、左关系的一幅漫画,却十分生动传神。
  由于骆秉章如此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毛鸿宾奏稿),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
  关于这次灾难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宗亮《归庐谈往录》记载,永州镇总兵樊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进起批樊颊”,并且大肆詈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总兵是二品大员,但清代重文轻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无点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员身份,见了左宗棠没有请安,惹得傲慢惯了的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时最忌讳人家提他的“师爷”身份。中不了进士才给人家当师爷,这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左氏内心的隐痛。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他的师爷身份而轻视自己,因此勃然大怒,起身上前就踢了樊一下,嘴里还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使他被革职回了老家。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戏剧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确有其事。官场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结,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樊燮与湖广总督官文关系极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个状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一官两印,嚣张跋扈。一个师爷敢打二品大员耳光,这还了得?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之间,不可一世的左师爷头颅岌岌可危。
  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
  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主,于是曾氏以师座身份,请他设想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罗网。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调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曾年谱)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以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祸福相生。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天子亲自问罪,竟成为左宗棠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由于左氏一人,事关湖南大局,所以许多大吏特别是两湖官员,积极展开营救。除了曾国藩的努力,还有许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写信向官文说好话,老朋友郭嵩焘向肃顺求助。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营救下,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丰皇帝举荐过左宗棠其人。比如咸丰六年,胡林翼就向咸丰皇帝介绍过左宗棠才学过人,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二,咸丰召见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焘,向他询问起左宗棠的情况。郭乘机积极推荐左宗棠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他(指左)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咸丰因此对左氏印象颇深。
  这次案件中,又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求情。潘祖荫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皇帝因此对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专旨询问曾国藩,想听听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以及能否调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于咸丰十年四月回复说:“(左氏)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明知樊案之后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办团,但却将此列为首选,其用心在为左宗棠谋取实际官阶,即疏中明白说明的“藩、臬”之职。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荫那样渲染铺张,但却直截了当地为之谋官谋权,更有力度。
  皇帝于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补,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衔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为大吉,他说对此际遇感到“实非梦想所期”。一没有掉脑袋,二没有回老家,对朝廷与朋友们感激次骨,遂磨拳擦掌,准备在曾国藩帐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这样的有力助手,曾国藩当然如虎添翼,他决定放手让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军,以做独当一面的打算。左宗棠仅一个月时间,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兴勃勃,雄心大炽,他在家书中写道:“此去务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十二
  虽然深受曾国藩的举荐之恩,但左宗棠对曾国藩,自始至终毫无唯唯之态。在曾国藩麾下带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现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独行风格。
  以前,凡是曾国藩麾下的军队,统称为“湘军”,而左宗棠却独树一帜,将自带的五千人号为“楚军”。其他湘军将领募军练勇一遵曾国藩成制,而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国藩选将专要朴实的读书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节不苟。而左宗棠却多用武夫,“亦不尽朴实之选,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盘。原来,读书人有功名,立了战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脚下盘桓,容易控制。曾国藩招兵,多从原籍湘乡一县招募,左宗棠认为这样弊端尤多,因为一旦失利,往往是举县尽衰,士气容易受挫。所以他从全省各府县招募,优中选优,强中择强。至于营制,他也参用后来脱离曾国藩系的王鑫之法,处处与湘军有所不同。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首次亲自带兵打仗,他就旗开得胜。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左宗棠率军抵达江西。楚军募成之日,正是曾国藩困守祁门急需军队之时,他命左宗棠驻守景德镇,十月十七日,广东会党起义军进入江西,逼近景德镇,左宗棠派兵迎击,大败会党军于贵溪。
  刚刚把广东会党军赶出江西,太平军又接踵而至,兵分三路,包围了曾国藩所驻的祁门。曾国藩四面楚歌,再次陷于惊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镇经过一日一夜激战,将太平军将领黄文金率领的数万军队击败,令曾国藩转危为安。
  对于左宗棠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曾国藩极为激赏。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说:“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惟系襄办京堂大员,应如何优擢奖叙之处,出自圣裁。”于是皇帝发布谕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
  曾国藩侥幸渡过此难,不料更大的危险紧接着到来。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度进入江西,并于二月底击败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又一次陷于绝境,在日记中写道:“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甚至给曾纪泽写下了遗嘱。
  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澜。景德镇失败后,他退守乐平,三月六日与李世贤大战于此,左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军骑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左军奋力进攻,结果大败太平军,杀敌五千多人。李世贤大败狂奔,曾国藩再一次走出绝境,他大喜过望,对左宗棠当然又一次奖誉不已,向皇帝汇报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审越时贤。”请求“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曾国藩甚至对皇帝说,他以此事断定左:“将来必能为国家开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谓推重倍至。
  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国藩的建议,“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汀总督曾国藩军务”,左由襄办改为帮办,一字之差,变成曾的副手。随后又晋为太常寺卿,正三品,这是左出山十年来第一次被授予真正实职官职。

十三
  左宗棠也没有想到,在曾国藩的麾下,他晋升能如此迅速。
  太平军被赶出江西后,却在浙江势如破竹。咸丰十一年九月,浙江全省几乎全部被太平军占领。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
  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之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着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他早就想为左宗棠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失陷,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信中写道:“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他说到做到,当月二十五日,他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遥制浙军……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左宗棠闻讯大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盼着有离开曾国藩羽翼,自己开辟乾坤大展拳脚的一天。他率领军队,兴冲冲地准备起程。这时曾国藩却给他寄来信件,命他按兵不动。原来此时太平军已经把浙江巡抚王有龄围困在杭州,王有龄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马上出兵救援,万一失败,左氏得承担救援不力之责。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龄救出来,那么浙江巡抚还是要由王有龄来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围困中自缢而死,曾国藩才密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时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国藩心机权术之深,可见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当过多年“假巡抚”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抚,正式步入大员系列。在投奔曾国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过是“以小营官自效”,孰料时仅三年,由五品郎中而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而太常侍卿而开府一方,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慷慨地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来的梦想。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最富之地。曾国藩这次超额满足了他的梦想,令他快慰无已。而曾国藩在入浙时机上的选择,更让他看到曾国藩为他考虑的细致周到。此时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发自内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国藩交往中,变得毕恭毕敬,“修敬先达之礼”,“每事必请教而后行”。(《太平天国史料从编简辑》)称:“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家书)这是双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获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干更挥洒无余,他竭尽平生才力,专注于浙江军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为闽浙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说:“近奉冲圣寄谕,吾与涤公均平列。”(家书)
  左宗棠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从就任巡抚到擢升总督,为时不过一年有余,这一年多中间,左宗棠并无特殊建树,何以如此轻松取得与曾国藩平列的地位呢?
  这道圣旨的背后隐藏着大清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原来,曾国藩此时权倾天下,拥兵过广,已经令清廷不放心了。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是因为清廷敏锐地发现,左宗棠与自己的恩主曾国藩之间出现了矛盾。

十四
  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投身曾国藩之前,左宗棠批评起曾氏之兵略从来没有客气过。既为麾下之后,左宗棠对曾的许多军事判断虽然不再公开嘲讽,但与朋友们交流时仍直言不讳。比如闻听太平军占领浙江后,曾国藩的判断极为悲观,左宗棠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太平军舍弃长江中游的安庆地区,而专集于下游,“大局顿有转机。”(全集,答刘印渠)事实证明左的看法确实比曾更有见地。
  早在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先以偏师谋取吴越”。曾国藩却坚持所谓“稳扎稳打”之法,拒绝此议,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左宗棠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唯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
  离开曾国藩羽翼之后,左宗棠开始接连不断地与曾国藩争辩兵机。他认为曾国藩用兵过于拙滞,对自己的束缚过多,在信中经常对曾发出抱怨。随着浙江巡抚做得越来越顺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言不讳。
  入浙之初,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建议还是惟命是从,至少是积极响应的,但随着他在浙江脚根扎稳,对曾国藩就越来越轻慢起来。曾国藩对周开锡、李庆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们。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恪靖尝谓文正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也”,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当太平军进攻曾国荃部时,曾国藩要求左宗棠派蒋益沣一军往援,左宗棠却拒不从命。曾国藩于浙事或者楚军的“大调度”,都通过书信或者咨文商之于左,可是左却“每置不肯”。曾国藩寄给左宗棠的信件,左动不动就不予回复。以至于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每有大调度,常以缄、咨敬商尊处,公每置之不论,岂其未足与语耶?抑自足而拒嘉谟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与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角色。和别人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对亲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此后余决不肯多用围城之呆兵矣!”悻悻之态,溢于言表。
  不论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关系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虽然左宗棠说出“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也”之类的重话,但双方从来没有撕破面皮。因为曾国藩位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名位毕竟在曾国藩之下,不得不时时压制自己的气焰。但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开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不是经制之兵,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当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之时,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
  为了保证湘军军饷供应,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因为江西是湘军重要的饷源地。没想到出任江西巡抚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初当一面的沈葆桢急于在江西干出成绩,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军供饷。曾国藩闻讯大急。没有了这笔饷银,南京城下的湘军只有两条路,一是哗变,二是在南京城下被活活饿死。
  曾、沈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闹到双方都以“引退”为威胁。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所有人都气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如果朝廷设一个“绝无良心科”,沈一定取得第一名。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幼丹(沈葆桢的字)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曾国藩:《复左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35—39页。)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想到,升任了总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没接他的话茬,却为沈葆桢抱起了不平。
  原来,左、沈二人此时已经走到了一起。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左氏军队在浙江阻挡太平军入赣,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还多次带兵入赣剿杀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沈葆桢虽然不愿为曾氏供饷,却愿意为左氏供饷,双方因此关系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国藩打奏折官司时,沈葆桢甚至还把左宗棠带兵入赣,高风格地不用江西饷银的事绩写入奏折,以此贬低曾国藩。江西现已财力枯竭,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前来我省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沈葆桢:《洋税尽数解营片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文肃公政书》,卷二,第26页。)
  同时,在饷源分配上,左宗棠对曾国藩也有诸多不满之处,他认为曾氏过于偏向曾国荃,分给自己的太少。左宗棠抚浙后,因为军饷不足,想在安徽、江西部分地方收取盐税,曾国藩拒不同意。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后,曾国藩又奏请将原来供应左军的婺源、景德镇、河口等的厘税归为安徽、江苏等地湘军调拨分用,这令左宗棠大为恼火。
  因此,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为曾国藩说话。在沈葆桢以开缺威胁朝廷时,左宗棠则公开替沈葆桢抱不平。他写信指责曾国藩说:反对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无路。顺应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畏惧了。
  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质问,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过多地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营中人看来,左宗棠此举证明,他已经可以步沈葆桢之后,取得“绝无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后关系日渐疏远,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笔。何况成为总督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的书信往来又恢复了旧日飞扬跋扈指手画脚之态。笔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左宗棠:“一日来咨,极诋文正(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
  以曾国藩之修养,如果郁怒已极,决不会以这样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来回应左宗棠。双方的关系,至此已经阴云重重。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又给了曾国藩重重一击。
  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之围,对湘军展开突然反攻,大举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力、防备不当所致,在未和曾国藩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向清廷建议,简派杨岳斌来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要从曾国藩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缩曾国藩的兵权,接到此奏立即批复同意。这显然是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以曾国藩之城府涵养,对此事未置一辞,但他的幕客们却情绪激烈,纷纷破口大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说,见左宗棠《请饬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字字为自己表功,句句给曾国藩抹黑。
  “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 赵烈文一语,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每自以居心正大为恃,对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袭击,这种事以后还多次发生。这种袭击表面上当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但背后却经常隐藏着某种“争雄心态”。事实证明,清廷选择左宗棠来作为分化湘军的突破口实在太准确了。在整个湘军集团中,左宗棠是唯一一个始终要越曾国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正式宣告曾、左解体。
  清廷见分化政策收到效果,从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势力。经过三年苦战,左宗棠攻克杭州,清廷因此于同治三年三月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及至当年十月,左宗棠夺得浙江全省,被清廷封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功名之顺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十五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坍,烟尘升起数十丈。天京陷落。
  两天之后的六月十八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营门。已经于二更四点睡下的曾国藩在三更三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理由百感交集。从咸丰二年起兵到今天,整整十二年了。这十二年里,他失去了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乡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忍受了超过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和委屈,才换来这一张捷报。
  收到捷报,大清朝廷“特沛殊恩,用酬劳勚”,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同时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有清二百年里,汉人得此异数者,少之又少。真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然而,就在封侯的喧闹喜庆过去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了苦恼之中。
  原来,曾国荃午夜送来的那张捷报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曾国荃没有详细调查,就匆忙汇报说,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幼天王“积薪宫殿,举火自焚”。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然而事实是,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人突围成功。这数千人中,就有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自古用兵,讲究擒贼擒王斩草除根,幼天王逃走,则太平军残部犹心有所系,镇压太平天国自然不能算彻底成功,曾国荃血战两年得来的“首功”由此也大打折扣。曾国藩得知真相后,如同兜头一瓢凉水。他只能盼布防的湘军在南京城外迅速抓住幼天王。这样,他也可以从容向朝廷汇报,措辞之间,极力回旋,使他们兄弟不至于十分难堪。
  让他想不到的是,幼天王居然一路逃过湘军在南京城外的层层布防,千里逃奔到湖州,投奔了当时太平军余部中的堵王黄文金部。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居然有人不禀告他,率先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朝廷。
  此人就是左宗棠。
  原来左宗棠通过线人,提前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按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与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这么做的,只有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直接奏报朝廷。
  这道奏折,不但有实情,还有夸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他受到太平天国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辞。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前期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的幼主也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太平天国李世贤、汪海洋等余部对“迎驾”、“护驾”根本不感兴趣,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因为他们不想要这个政治累赘。另一位令他耿耿于怀的湖州守将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幼天王虽然逃出,但这个小泥鳅已经翻不起大浪,不值得清廷那样大为紧张了。
  左宗棠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风凉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他告诉清廷,幼天王远比南京城更重要。幼天王逃出,并且受到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那么太平天国各地残部联合起来,重新复兴,并非没有可能。看来镇压太平天国大业,只是完成了一半。而曾氏兄弟就是凭着一半成功,骗得了封侯之赏。
  左宗棠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万万没想到素称老实厚道的曾国藩居然敢如此欺君罔上。于是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宫。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这道谕旨语气空前严厉;不仅指责曾国藩以前的奏折“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严惩曾国藩的部下,“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不要说慈禧主政以来,对曾国藩一直是客客气气,就是对曾国藩不太感冒的咸丰皇帝,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重话。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十六
  从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确实是关系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问题,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顾私情,第一时间将侦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大义凛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就说:“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
  但问题是,左宗棠并非从不感私恩。当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荫营救颇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发达之后,每年都送以厚礼,仅仅冬天的“炭敬”一项,照例为一千两。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送给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安慰之意。这件古董的分量如何?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它名为“大盂鼎”,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如果想报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
  如果论恩情,曾国藩对左宗棠并不亚于藩祖荫。曾国藩在他进身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携。而左宗棠与曾国荃,更是多年情投意合,即使是在他有憾于曾国藩之时,和曾国荃关系也一直非常良好。他如此处理此事,实际上受更大打击的是曾国荃,因为曾国荃才是直接责任人。这种做法无疑太令人费解了。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发生的时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动左宗棠作出此事的,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瑜亮情结”。
  左宗棠平生以诸葛自命。“每与友人书,自署老亮,以武侯自比。且曰今亮或胜古亮。”然而一个舞台上,只能有一个主角。同一时代,怎可以有两个诸葛?
  藩祖荫对左宗棠的功名地位只有帮助,从无妨碍。所以左宗棠对他的感谢,慷慨而充分。除了送过一只大鼎外,他还在书信中这样表达过感激之情:“皆与吾无一面之缘,无一宗之交,留意正人,见义之勇,非寻常可及。”(曾推荐自己的潘祖荫,宗稷辰)
  而对曾国藩,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感激之意,每提起曾氏,他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言的怨气。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在舞台当中占据了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主角”位置。曾国藩正是直接阻碍他成为“今亮”的罪魁祸首。以主帅身份平定了太平天国,这就是曾国藩对不起他左宗棠之处。
  如谓不信,请看这样一个故事。左宗棠晚年,曾经为一幅叫《铜官感旧图》的画作序。铜官就是曾国藩靖港之败后自投湘江之处,铜官感旧图画就是画曾国藩当年自杀之事。左宗棠的序中有这样一句:“公(曾国藩)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诛巢馘让,遂无望于继起者乎?殆不然矣。”
  这句话揭开了左宗棠心底的秘密。翻译成白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曾国藩那次投水没死,当然是天下之幸。但是如果说他死了,天下就没救了,也不是那么回事。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左宗棠真恨不得曾氏死于当时,那么,“荡平东南,诛巢馘让”的应该就是他了。他相信,如果这出大戏由他来导演,一定会比曾国藩导得精彩许多。
  想当初,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左宗棠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曾国藩建设湘军,带兵打仗,他左宗棠贡献了多少智慧?在大的战略方针上,多少次事后的结果证明他左宗棠比曾国藩更高明?
  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追今抚昔,一切还都是出在“科名”二字上。曾国藩虽然愚笨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他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虽然最终终于被皇帝起用,无如“出身太迟”,起身太晚,追赶曾国藩已经来不及。南京城破之际,普天同庆,只有左宗棠孤坐在自己的总督府中,心绪异样。每一个时代,只能有一桩最大的事功。曾、左时代,这一事功无疑就是平定太平天国。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左宗棠此生无望成为天下第一。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当时之人品评天下人物,每以曾、左、李为序,大家认为这是左宗棠的荣耀,左宗棠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后来他曾这样对郭嵩焘说:“阁下……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并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实际上,他认为自己才是一时无两的人物,远远高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
  所以,获知幼天王下落后,他想也没想,凭着条件反射式的本能反应,第一时间做出此事。

十七
  如果仅止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到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特别是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倾陷,让他更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此。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刹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
  “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辩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并且将此旨指定发给左宗棠、杨岳斌和沈葆桢三人“伏读”。其批评曾国藩、令曾国藩向左宗棠学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

十八
  左宗棠对曾国藩之态度发展至此,出乎常情常理之外,我们头脑中难免有一个好奇:左宗棠对别的朋友是什么态度呢?
  左宗棠平生于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讲求,他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
  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发小,也是曾国藩的金兰之好。他曾经在皇帝面前多次举荐左宗棠,因此使左宗棠之名深入皇帝脑海。当左宗棠身陷樊案之中,他为营救左宗棠更是费尽苦心。潘祖荫上书,实际上就是他运作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说,他可称得上是左宗棠的最大恩人。
  天京城破,太平军残部流入福建、广东。此时郭嵩焘正署理广东巡抚。虽然早年关系极好,但是由于与曾国藩走得过近,在左宗棠看来,郭氏此时已经是“曾国藩的人”,让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焘此时与总督不合,广东官僚体系运转不力。正如当初向曾国藩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样,左宗棠在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之时,参奏郭氏“应变之略,非其所长”,把做官本领平平的郭嵩焘赶出了广东。郭嵩焘功名心颇强,好不容易做到署理巡抚,怎么也要实授才算功德圆满,没想到却居然被自己的好朋友倾陷失位。
  如果仅止于此,左宗棠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为了天下大局,大义灭亲。但问题是他事后又百般推托,不承认是自己将郭氏排挤出广东。郭嵩焘气愤已极,写信给曾国藩说:“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日记卷二四四一)
  两个发小因此恩断义绝,郭嵩焘从此对左宗棠恨之入骨,在左宗棠去世后,郭嵩焘的挽诗中有这样两句:“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
  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却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李云麟本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欢而散。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实力为部下保举,直到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的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刘锦棠在他麾下屡立大功,却始终是一个道员衔,多年不得升迁,气得他一度想辞职回家不干。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共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合,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却也因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却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时,想招曾门大将鲍超。鲍超却拒不从命,不敢与他合作。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能做到善始善终。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85页。)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头衔比如军事家、政治家、道学家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叫大社交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和朋友们诗酒往还、倾心吐肺地长谈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检点《曾国藩全集》,除了奏折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与朋友有关:除去卷秩浩瀚的往来书信不说,他的诗作,几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怀念远方家乡的朋友,就是与身边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几乎除了墓志、寿词,就是给他人文集写的序言。作为一个诗文造诣颇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笔墨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社交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化”的文字。在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史上,除了个别人如左宗棠、沈葆桢、李元度等人曾经与曾国藩决裂或者一度不通音信外,其他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胡林翼始终自居曾国藩之下,说“小店本钱,出自老板”。李鸿章则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焘认为,汉代以来两千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超过曾国藩的。
  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少有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在这一点上,曾胜于左何止一筹。

十九
  同治七年,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朝廷派左宗棠西征。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左宗棠十分看重这次出兵,平定太平天国,他只是曾国藩的配角。这次他却成了主角。虽然头发已白,他却豪情万丈,决心倾情出演。
  然而这次出征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筹饷。因为西北乃天下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西征之初,他就对朝廷声明,这次战争,“筹饷”重于指挥战斗。
  这样,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避免又要打起交道。因为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曾国藩回任之初,因为手续交割,第一批饷银到得稍慢了些。左宗棠以为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测,在给吴桐云的信中愤愤地写道:“曾文正独非四十年旧交乎?而乃先专东征之饷,继尼西征之饷。其视马谷山(案:即马新贻)之到任即解饷数月……大相径庭。文正尚且如此,何论其他。”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解饷至一百数十万两之多”。这让左宗棠大为意外。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的西征过程中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最悍将最健者遗忠壮公松山东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乃新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二十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对左宗棠来说,事功重于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反向证明其他人本领都不如自己,是他心中第一驱动力。以“今亮”自期的他,对诸葛亮的理解,似乎止于三分天下之事功,而不及其心术。
  咸丰三年二月,左宗棠部占领杭州,加太子少保衔。在此前后,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奏称自己的军队“扫清歙南”。歙南属浙江,左宗棠一读之下,第一反应认为是曾国藩与他争功,移咨曾氏大加讨伐。而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歙南是指歙县南乡,乃是安徽境内,并非与左争功。曾国藩于是“乃复咨调侃之”。这事一时成为笑话。
  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幼天王之争,实际上,也是和曾国藩争功。而这种争功方式,在之后的“平捻”之役之后又一次重演。
  “平捻”之役由李鸿章主导,左宗棠统楚军配合。战事结束后,论功自然推淮军居首。但左宗棠却不服,“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想要抓李鸿章的把柄。捻军平定之标志是其统帅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然而问题是虽然有人见到张宗禹投河,张氏之尸体却始终没有捞到。左宗棠因此怀疑张宗禹可能已经逃走,于是故技重演,命令自己的属下悄悄四出搜捕,必以得到张宗禹下落为快。左宗棠的做法触怒了李鸿章,李鸿章致函曾国藩,骂左宗棠是曹操,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是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回答:“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
  陈其无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写照。
  二人心术差距如此之大,曾国藩自然就成了庄子故事中的那只鹓■。曾国藩刚回两江,左宗棠就涨红了脸,羽毛竖起,怒目而视,发出吓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国藩的举动大出其意外,左宗棠才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他突然发现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他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思来想去,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西征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这样说道:
  “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敝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睹马,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费者劝。”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公开是这样讲,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这样说:“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按: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过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公认左氏动机不纯,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十一月初七曰,在致郭嵩焘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刘松山字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帅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

二十一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盖与葬者既多文学之士,撰文者又发自真情实感,所以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就笔笔沉郁,句句动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传说骑冀尾,虎图富甲兵。宗臣应附袷,天语极哀荣……
  而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更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时人这样评价这副对联:“豪迈精当,亦自占身份,非鸿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属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十分震惊。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之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坐在西北军营之中,左宗棠回想起与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国藩)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地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但是到了这一刻,静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时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这对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二十二
  如果曾、左关系能以此为结局,无疑是一桩动人佳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交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毫无虚伪,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左宗棠在推荐聂缉槼的书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推荐与曾、左友情:“而阁下有以处仲芳(聂缉槼字仲芳),亦有以对文正(曾国藩)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但与此同时,在曾、左关系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发言。人越老年,越顾虑自己的身后名声,所以越急于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与人交往,他几乎都要谈到曾、左关系问题,每次谈及,他仍然喋喋不休于证明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正确,曾国藩的错误。这在曾国藩的弟子们看来,当然是“骂曾”的继续。

二十三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虽然搀杂了很多情绪因素,不过仍然因有见地而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呆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庖丁解牛,匠石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郭日记,卷二,60、61页)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而从日记中的前后记载看,郭嵩焘对这种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蓐,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财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日记卷四,671页)
  意思是说,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郭嵩焘还认为:“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日记,卷二,350页)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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