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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胸怀

苦而不言,喜而不语

 
 
 

日志

 
 

儿时纪事  

2016-06-03 07:44: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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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福迪《儿时纪事》
对于淮北,外地人觉得没什么可说,当地人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是淮北人。
说到伤心处,荒唐愈可悲。
嘉庆年间治河时,被废弃的后沭河从我生长的村中间穿过。村西是范围曾各达数百平方公里的青伊湖和桑墟湖,村子因此被称为“湖东口”,村西南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匪窟司家荡。村东是同样曾达数百平方公里的硕项湖,邻村叫“陆口”。紧挨村南的是古泊善后河,这条河即是古涟水,直通盐河。村北稍远处是蔷薇河(沭河)。这两条河分别经埒子口和临洪口入海。村子向西南约10公里是宽达数华里的新沂河。源于洪泽湖苏北灌溉总渠的支渠从村西旁经过,我常直接从渠中掬水而饮。
春天到来,万木葱郁。每当我想到这个季节,总有些苦涩和无奈:在明媚的阳光下,早已饥肠辘辘的我,腿肚像灌满了铅,无精打采,但还得与哥哥一起用平板车去拉黄泥。这种泥是当年泛滥的黄水从黄土高原带来的,不适合五谷生长,只能作填坑盖房之用。掺满番薯野菜的玉米糊,哥哥紧蹙双眉,在父亲的责骂声中勉强地吃着。我却不怎么在乎,一吃就是几大碗,只是太不抵饿。在学校,一般上完一节课后,我会饿得直冒冷汗。但当老师讲到美国资本家把鲜牛奶倒掉、刘文彩家的收租院大斗收租、阿里山的小姑娘还遭受着皮鞭的毒打时……我心里便油然而生成长于“新社会”的幸福感。上午第三节课一般是不上的,我要乘生产队看青老人回家吃中饭的时机,到田里去打猪草。那q时,人是可以饿肚子的,但猪不能。因此,我很小就领会了苏格拉底的断言:做猪比做人幸福。
夏天雨季时,“湖”中茫茫苍苍(村民们至今都把田称为“湖”),大片大片的庄稼只有梢部露出水面;房前屋后的小河早已满溢,很多人家开始进水,脸盆、水瓢之类被用来戽水;地势较高的邻村还在向我们这边放水,大人们出动了,说理、争吵、对骂,甚至殴斗。只有大雨天,我辈才无须打猪菜、割柴禾,可以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到河中摸鱼。云霁日出,水退的“湖”中白莽莽一片,稍低处就成了盐碱滩。除了些不知名的耐碱植物,这些碱滩光平如砥,成了鸟类憩息和我辈涂鸦的好处所。
夏夜总是太短。除了新婚燕尔的小两口和大姑娘,人们很少睡到房矮窗小、闷如蒸笼的屋子里,而是在路边纳凉、过夜,偶尔发出呼噜声和一两下拍打蚊虫的声音。我辈男孩多拿条席子和被单,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过夜,那里平坦宽旷,蚊虫较少。鸡鸣两次,我强睁开眼,卷起芦席,半梦半醒地往家赶,帮母亲推磨。一大盆掺着玉米、番薯的杂粮磨完,天刚放亮,我要乘看青人尚未下“湖”,把猪草割回。吃完早饭再下田割杂草,作灶柴。与看青人斗,吾辈每次总能正确地运用游击战的方略。
秋天到来时,白杨树脱光了绿叶,青青的小麦稀疏地分布在田中,但时常可见片片田土光光秃秃,黄里泛白;孩子和妇女背筐提篓,在田里捡拾秸秆的根部作燃料,或是寻找野菜。只有秋天,家中才能吃上几餐面饼和米饭,这是我赞成“秋日胜春朝”的主要理由。夏日里泛滥的小河,水流已然消退,碧澄见底。叶尽枝枯的白杨树上传来一两声寒鸦的鸣噪,给人心头增添了许多凄凉和失落。
在风雪交加的冬天,生产队密不透风的牛屋中,干牛粪燃着呛人的烟尘,这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大人小孩济济一屋,听某位常去书场的村民转述说书人讲唱过的故事。在这里,人们为享受到牛的温暖待遇而倍感满足。那些整天可以住在生产队牛屋里的“城里人”是令人羡慕的,他们不但可以随意使用生产队的草料,而且干的是农村最轻的活。到了晚上,公社的礼堂在演出宣传队的节目。内容通常是地主搞破坏,最后被民兵或红小兵抓获。尽管我自己是看青人黑名单上的严打对象,但每次到生产队的田中割草,都要紧握镰刀警惕地搜寻一番,看有没有坏分子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农业学大寨”期间,即使深更半夜,大队(村)的喇叭也震天动地,传达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或是县里派来的工作组吆喝村民们去罱河泥。
故乡,童年,在我的记忆中,绝大部分是劳累和饥饿。“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是长辈的教诲,意为男孩至多到10岁,就得承担家务劳动。在我的家中,父亲没完没了地生病,姐姐、哥哥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辛劳和责任,却挣不到整工分。每年秋收分配,我家都是“透支户”,分不到几斤粮食。邻家的家长,均是生产队的干部或壮劳力,在大袋大袋地扛回用汗水换回的收获物和光荣的同时,有着充分的自信和理由对我们这样的落后家庭不屑一顾。
我到8岁就吃不到“闲饭”了。那一年,父亲被烧成重伤,我从此结束了童年。在此后的七八年里,在家中打猪菜、捡灶柴,为生产队割牛草、干各种各样的重农活,似乎是我生活的主题。而像放牛、喂猪、开机器之类的轻农活是绝不会轮到我的。至于老师布置的背诵课文的任务,有时是在上学路上完成的。
即使这样,孩子们没有任何地位。在我家中,每餐饭食中的干稠部分,是父亲的专享。鸡蛋、水果、点心之类,只有最小的弟弟能从父亲那里分享一点点。其他人家的情况差堪相似。邻家一位四五岁女孩因丢失了一元钱,被其父母用藤条打得皮开肉绽。忆及此事,至今犹感心悸。村中的母亲们,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骂孩子。生婆婆的气时,一般把孩子的祖宗数十代挨个骂一遍;与丈夫生气,则把孩子骂成是“讨债鬼”,数落着自己含辛茹苦的件件往事,希望孩子早点死;与邻居斗气,邻家有跛子就骂孩子的腿,有瞎子就骂孩子的眼睛;与小姑子斗气,就骂孩子是野种、长大是野男人……反正村子里经常骂声不断,搞不清谁挨骂或是谁不挨骂。
每年家中总有一段时间断顿。母亲与一位远房祖母做炒牌(一种烤饼)卖,她们把小麦磨成80%的细白面粉、15%的粗黑粉、5%的麸皮。细白面粉是做炒牌卖给别人吃的,粗黑粉与麸皮就是利息,留下供家人食用。她们要躲着市管办的“干部”,否则,炒牌会被没收的;她们还要躲着国营和集体饭店的师傅,因为她们的炒牌又白又热乎,严重地影响了饭店的生意,饭店的师傅常把她们的摊子踹翻。由于干部们说做生意就是投机倒把,必须打击,每次看到母亲去卖炒牌,我在同学面前就有抬不起头的感觉。学期末,被评为“三好生”时,我犹豫着要不要向大队或老师举报母亲的“投机倒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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